1942年春毛泽东在军事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

从1941年起，毛泽东在延安亲自领导了一场全党整风运动。

这次整风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这次整风主要目的是清算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路线及其表现形式——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整风运动分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全党干部的普遍整风两个层次进行。整风的对象主要是党的高中级干部。毛泽东对整风有一个总的要求，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消除王明路线的影响，通过批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

整风的第一阶段主要是以学习文件、检查思想为主要内容。实际上延安的机关、学校从1942年冬就转入了以审查干部、清理队伍为主要内容的整风第二阶段。延安审干开展后，毛泽东密切地关注着运动的发展，要求各级干部既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对坏人进行坚决斗争，又要掌握政策，重在教育。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明确指出防奸工作有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

但是，审查干部的实际工作并没有像毛泽东设想的那样顺利发展。一方面是由于恰好在审干工作开展期间，边区周围的军事形势骤然恶化，上上下下对干部队伍中特务的比例估计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则是负责审干工作的同志往往把干部队伍不纯的状况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不少单位违反政策规定，仍然采用“逼、供、信”，使审干工作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特别是专门负责审干工作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以后，混淆敌我界限的错误进一步扩大，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审干运动实际上变成了“抢救运动”。在延安，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1400多人。被抢救的重点主要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曾被国民党逮捕监禁过的党员、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

毛泽东逐渐发现了审干工作的偏差，并且对运动出现的偏差是不满意的，因此，他不断采取措施予以纠正。1944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经毛泽东审改的关于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指示说，根据延安初步经验，在坦白分子中，属于职业特务的是极少数，变节分子也是少数；有党派问题（即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入党时未向党报告）的分子、被欺骗蒙蔽的分子和仅属党内错误的分子三类人占绝大多数，对这些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对于被特务诬告或在审查时完全弄错了的，要完全平反；在反特斗争中要注意保护好人，防止特务诬害。

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一系列的努力，到1944年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审干工作扩大化的错误基本上得到了妥当处置，对被错整的同志，给予平反，被逮捕的宣布无罪释放，未逮捕的作出结论、恢复名誉，因而没有发生大的危害，没有形成大的乱子。对于审干中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从1944年上半年起就主动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批评。他到中央党校作报告，仅在大会上就讲了三次。

第一次是1944年5月。他说：在整风审干中有些同志受了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已进行了甄别。现在摘下帽子，赔个不是。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你们不还礼，我怎么放下手呢？

第二次是1944年10月。他说：去年审查干部，反特务，发生许多毛病，特别是抢救运动中发生过火行为，认为特务如麻，这是不对的。去年抢救运动有错误，夸大了问题，缺乏调查研究和分别对待。

第三次是1945年2月，准备召开七大。他说：这两年运动有许多错误，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戴错了帽子的，在座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凡是搞错了的，我们修正错误。

毛泽东这样诚恳地承担责任不仅仅是在中央党校这三次。据许多当事人回忆，他当时曾多次在不同场合作过自我批评，给受到冤屈的人员赔礼道歉，其情其景，感人至深。

1944年春，延安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到会讲话。说：“我们伤害了好多好同志，我作为中央主要领导，要负责。现在向大家赔礼道歉！”他一边说，一边脱帽向大家行了三个鞠躬礼。这时会场空气顿时凝固了，但不到一两秒钟，立刻爆发出了鼓掌声、笑声、哭声、叹息声的大合奏。

经过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真诚的自我批评，许多在审干中蒙受冤屈、一度气很大的同志，不仅化解了心中的怨愤，反而感到不安，对运动中的事不再计较了，同志间的团结增强了，心情重新舒畅了。

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作为党的最高领袖，能够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谦虚谨慎、真诚恳切地向同志们赔礼道歉，使同志们深受感动、分外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