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

敢于担当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这方面，周恩来总理堪称楷模。

向下级作检讨

1949年3月25日下午，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将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午饭前，周恩来想找分管安全保卫工作的扬帆了解警卫布置情况，问了几个人都说没有见到他。午饭后，周恩来看到了扬帆，有点生气地批评了他。

其实，北平和平解放，敌特还没有很好地得到清肃，扬帆怕出现“意外”和“万一”，为此，他到厨房对用的水、米、菜都一一作了检查，从做饭到开饭，盯得很紧，一时半刻也没有离开厨房。

时到下午，阅兵完毕，毛泽东一行按计划到香山住地。扬帆负责在前开路。他担心道路上有敌特埋设的地雷，就让司机把车开得快一些，同主席的车拉开距离。没想到，后面的车也都加速在后面紧跟，一辆接一辆地疾驶在蜿蜒的山路上。到达香山后，周恩来对扬帆车速较快的问题又批评了他。

扬帆进北平第一天就受到周恩来两次批评，心里压力很大，同时又感到很委屈。这一情况，有人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先是一愣，而后聪明睿智的他蓦然有些醒悟。

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周恩来找到了扬帆，开口就说：“扬帆同志，对不起，叫你受委屈了！我是来向你作检讨的。”接着又说：“那天我对你的两次批评，是我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错怪了你，给你思想上造成了负担，请你对我批评帮助。”

最后，周恩来说：“一个政党是在不断改正错误中前进的，一个共产党员是在经常改正缺点毛病中进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强党‘健体’的法宝，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它！”周恩来说完，紧紧地握住扬帆的手，再一次向他道歉。

保护《武训传》主演

1951年2月，电影《武训传》在中南海首映，紧接着在全国各大城市正式公映并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然而，《武训传》的上映还是引来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1951年六七月间，江青参加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处煽风点火，不择手段地判处了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死刑，并因此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连导演孙瑜、主演赵丹等也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

批判《武训传》的浪潮越来越高，声势越来越大。6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文章《赵丹与武训》，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赵丹。周恩来也因此受到影响。尽管如此，他还是竭尽所能，保护和帮助了赵丹他们。

1952年春，受毛泽东委托，周恩来到上海做时事政策报告。在文化广场的万名干部大会上，他提起了《武训传》的事。

周恩来讲道：“最近全国都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拍摄和放映《武训传》，我是点了头的。因此我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我已经向党中央作了检讨，今天我在这个大会上再一次检讨。至于孙瑜同志和赵丹同志，他们都是做具体工作的，不应承担主要责任……我祝愿他们总结经验教训，以后拍出更多好影片来。”

孙瑜本来以为周恩来会在大会上严厉批判《武训传》，严厉批评编导和演员，没想到却承担了主要责任，对他和赵丹是这样的爱护，热泪禁不住流下来。

为延安人民流泪

1970年3月，周恩来把陕西省和延安的领导同志叫来北京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北京市的领导。周总理心情沉重地说：“延安老区，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贡献。我们进城了，延安还那么苦，我还是从我身边一个同志的小孩子口里知道这个事……”

原来，这个孩子15岁就下乡去延安地区插队劳动。非常喜欢孩子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听说孩子下乡回来，特意把她接到家里来吃饭。期间，周恩来特意询问了延安地区群众的生活状态。孩子说了实话。

当说到延安人民群众的一些穷困现状时，周恩来听着听着，停住了吃饭，放下了筷子，难过地垂下头，默不作声，但见几滴泪水缓缓地流出他的眼角。

1973年6月，周恩来陪越南外宾参观延安。趁此机会，他考察了延安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情况。在同延安地区党政负责人谈话时，周总理得知群众的生活仍十分困苦，难过得流下眼泪。当晚，周恩来主持召开陕西省省地党政负责人会议，痛心地说：“没有想到，延安人民的生活还这样苦。”略作停顿，又说：“我是总理，全国当家的，这个家没管好，有责任呀。我对不起延安人民。”

周总理认真地同大家一起研究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改变延安落后面貌的措施。

回京后，周总理又找来一些老干部，发起成立首都支援延安办公室，动员各方面力量，帮助延安发展经济和文化，使延安加快了发展的步伐。